儿童文学的“入场”与“出圈”

——以《长江的孩子》丛书为例

文/叶立文 孙秋月

【资料图】

摘　要：在新时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儿童文学如何打破由启蒙文学传统所设定的文学圈层，进而以反观念化写作的方式融入当代文学的整体场域，不仅关系到这一文学类型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会影响“新时代文学”获得历史合法性的现实进程。因此，讨论儿童文学的“入场”与“出圈”问题，实际上就是以一个具体视角，观察由现代性启蒙文学与当代性新时代文学共同构筑而成的文学现场。在此过程中，“长江的孩子”这套儿童文学丛书，因其对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的系统表达，从而在获得当代性品格的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变革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儿童文学；入场；出圈；新时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迄今已历七十余年。按时间跨度和文学风貌来说，学界惯用的一些命名方式，比如十七年、新时期与新世纪文学等，由于概念的含混和机械，其实已很难概括某一时段的文学潮流。因此为编制一个简明和闭环式的文学谱系，文学史家遂以“文学主潮”之名简化文学事实。而如此删繁就简的文学减法，也会遮蔽一些原本就非常重要的文学支流——儿童文学即为其中一例。如果单以创作成就和社会反响而论，儿童文学的繁荣兴盛于今已是有目共睹，只可惜学界对此却存有偏见：不论是将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混为一谈，还是在讨论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时单列儿童文学，抑或是忽略儿童文学的类型化特点，用主流文学视野去开掘启蒙因素等，均能见出学界基于“主潮”观念所衍生出来的种种认知偏见。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儿童文学逐渐从主流文坛中隐身，它不仅自我隔离，而且还自构场域、自我认同，儿童文学作家与评论家，几乎被迫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学圈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儿童文学的这种圈层化现象亟待破解。这是因为如果主流文坛和学界抱定文学主潮之念，则无法全面认识当代文学的现状与趋向，反之若是儿童文学界偏安一隅，就很难因应时代的急剧变化。鉴于此，儿童文学如何破圈以及怎样进入当代文学的整体场域，便成了学界需要重视的问题。那么当代文学的场域状况是什么样？在何种意义上，儿童文学才具有“入场”的可能？

一

近年来，当代文学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新时代文学”这个概念也取代了“新世纪文学”的说法。虽然学界对新时代文学的认识仍有待加强，但一些共识已逐步形成。比如较简单的时间概念，新时代文学主要是一种政治表述，它寄托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诉求。我们知道，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当代中国已全面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在此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必将贯彻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领域。目前主流文坛倡导的讲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体现的正是新时代文学对政治话语的涵容与发扬。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已从此前“人的文学”这一现代性谱系，转向了对文化自信、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书写。而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这些新时代文学的创作主题，无疑最能反映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品格。不过问题却在于，新时代文学的这种应然性要求虽是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但基于当代文学现代性传统的历史惯性，这一关乎政治诉求的文学潮流仍会遭遇阻碍。这些阻碍，主要就来自由“八五”一代作家所赓续并发扬的启蒙文学传统。

从近现代开始，中国文学就一直以追求全体国民的思想启蒙为己任。虽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启蒙追求屡有消歇沉寂之势，但时至晚近，中国文学的基本范式却仍以发轫于晚清和“五四”，嗣后又历经百年兴衰而不坠的文学现代性模式为主。它主张人的文学，致力于对人学主题的无限张扬，虽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形态各异，但书写人物的存在困境，借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发掘异化根源，继而表达人道关怀的文学理念却薪火相传，因此“文学就是人学”的写作理念，如今仍为当代作家所谨守。而这一启蒙文学传统最辉煌的时刻，当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彼时风雷激荡、云水飞扬，尤其是在1985年前后，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横空出世。莫言、贾平凹、余华、王安忆、韩少功等后来的文坛巨匠，无不奋发进取、发扬蹈厉，奉献了一部又一部的当世名篇。可以说以先锋作家和知青作家群为代表的这批年轻人，几乎将启蒙文学提升到了社会的中心场域。及至九十年代，虽说文学的世俗化潮流已不可阻挡，但启蒙文学针对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批判仍令世人警醒，因此这一彪炳史册的文学传统，必将为后人所铭记。

不过启蒙文学还有另一面。我们注意到，在发挥积极功用的同时，启蒙文学又因其对现代性义无反顾的追求而备受诟病。基于启蒙理性的价值标准，这一文学传统往往唯“现代”是举、唯“理性”至上。通过贬抑、排斥和批判“前现代”传统，以期实现“未完成的现代性”。但壁垒森严的价值对立，却制造了现代性神话和启蒙霸权等新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提倡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其实已经暗含了对文学现代性的反思。在这当中，故事是表，经验为里。虽说部分中国经验，比如经过创造性转换的现代儒学仍是为了服务现代性追求，但返回传统的结果，却会让深广博大而又混沌隐秘的中国经验呈现出多重的历史面相。特别是那些根植于民间文化的“前现代”经验，虽不见容于现代理性精神，却总能因其积淀之深和流布之广，隐现于如今的新时代文学中。这种现象，既不是简单地向传统回归，更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新时代文学在祛除现代性迷思之后，正视民族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基因等“实然性”存在的结果。与此同时，新时代文学也不会拘泥于启蒙文学传统的历史批判，既然“未完成的现代性”这一启蒙缺憾，如今已在历史实践层面得以完成，那么新时代文学就应在中国故事里表达中国经验的传承和转化，如此才能走出启蒙文学的现代性陷阱，进而在表达国家意志的同时，期许中华民族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由此可见，当代文学的整体场域，实际上是由现代性的启蒙文学与当代性的新时代文学共同构筑而成，两者既是时间维度上的传承关系，也是空间意义上的互补关系。提倡新时代文学，并不是要反对启蒙文学，而是要打破启蒙文学的现代性神话，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才能真正得到弘扬。

然而现实却十分复杂，虽说大多数中国作家业已洞察了文学使命的重大变化，主观上也在积极响应着新时代文学的伟大号召，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却仍然停留在八十年代——放眼文坛，学界追捧的依旧是那些以历史批判、人道主义和道德救赎为主题的小说创作，一些基于启蒙文学历史惯性所形成的创作套路，如猎奇式的东方主义仍然十分普遍。此外，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化写作照样盛行。更为吊诡的是，一些打着表现中国经验旗号的作家，往往会沉溺于偏执的想象性书写，以为越是荒怪离奇的故事，就越具有“中国”气派，恶性循环下，就造成了部分作品现实性的丧失。因此要想祛除启蒙文学的现代性神话，推进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恢复当代文学场域的生态平衡，就亟须引入一些非启蒙文学传统的文学类型。事实上，在最近十余年的文学布局中，像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文学组织机构，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通过扶持网络小说、非虚构写作和儿童文学这些曾被主流文学界所忽视的文学类型，中国作协调整文学生态的引导意图已十分明显。在这当中，儿童文学的入场最是引人注目。

二

需要说明的是，儿童文学的入场，并不是为了在主流文学界争夺话语权。作为一种早已拥有完整文化产业链的类型文学，儿童文学高度发达的市场化程度远非主流文学所能比，甚至称它为“国民文学”也不为过。就算是抛开这个因素，单以文学性这一标准而论，叶圣陶、冰心、严文井、曹文轩、郑渊洁等人的儿童文学创作，又怎会逊色于任何一位主流作家的作品？在此局面下，儿童文学的入场，与其说是为了获得主流文坛的认可，倒毋宁说是为了维系当代文学场域的生态平衡。有趣的是，儿童文学此前游离于启蒙文学传统的边缘状态，在新时代文学呼唤当代性的背景下，反而具有了其他文学类型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这个优势，正来自儿童文学非启蒙性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

从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说它也在不同时期受到过主流文学的影响，但写给孩子们看的儿童文学，却始终具有类型小说难以被外界所撼动的核心品质。比如趣味问题。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心、童真和童趣的书写，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启蒙文学的性恶论。顺带一提，正是因为启蒙文学的强势，方才造就了性恶论深刻而性善论肤浅的肤浅之见。由于儿童文学写人的本心和天性，写人的成长，表现真善美的文学观念与人生理想，因此其文学趣味往往健康积极。尽管它也写人的异化问题，但笔锋所向，却多在社会历史批判之外，直指儿童独有的本真之在。以儿童为本位，连带着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成人世界也被感化，于是儿童文学里的人性乌托邦，便葆有了人类最为美好的想象与愿景。这当然与启蒙文学的忧愤深广和孜孜矻矻形成了鲜明对照。举个例子，在儿童文学常见的乡村叙事中，人性的真善美往往通过乡村的自然景观表现出来，作家主观抒情的客观对象化，让真实的乡土中国得以重现。原来文学乡土，并不只有启蒙作家笔下的偏陋遥远和原始蛮荒，也并不只是神鬼怪谈与巫术魅影，它还有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的一面，也有浪漫与理想、激情和诗意。儿童文学作家的人文关怀，庶几匡正了被东方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所污名化了的乡土中国。这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的乡土故事，是新时代文学独具的当代性品格。为更清楚地阐明以上看法，兹以《长江的孩子》这套丛书为例展开分析。

2021年，由董宏猷主编的儿童文学丛书《长江的孩子》出版。该套丛书收录了十余位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的自选作品，名家荟萃、佳作云集，充分展示了湖北儿童文学的整体力量。在“总序”中，董宏猷说丛书名中的“长江”，“尊崇的便是长江面朝大海，容纳百川，坚韧奔流，滋润万物的精神”。丛书“坚持儿童文学的文学品格，提倡文学风格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作家和孩子，“都是长江的孩子”。与一般性的序言不同，董宏猷这一开宗明义的说法，特别是对文学品格的强调，颇有些和主流文学对话的意味。如前所述，启蒙文学早年的繁荣鼎盛，其实已深刻影响了一些类型文学的发展。比如网络小说在二十世纪末粉墨登场时，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其先锋精神和后现代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开始趋于两极化：要么是臣服于市场，走向完全商业化的写作路数，要么是受制于正统，在“提升”文学品格的自我期许中效仿启蒙文学的历史批判，于是网络小说的原初形态和特定场域便不断萎缩，直至其成为纸媒文学的电媒化产物。儿童文学也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受主流文学的感召，以为儿童文学也必须进入现代性谱系，因此写给孩子们的故事，就充斥着涕泪飘零的感时之情，独独少了“灿灿童心”这一儿童文学最根本的文学品格。换言之，儿童文学的主流化或者说启蒙文学化，不经意间已造成儿童文学的空心化。从这个角度看，董宏猷对儿童文学文学品格的强调，无疑是一种坚持儿童文学本位的创作宣言。这种坚持，明显贯穿于丛书的每一位作家笔下，他们对文化自信与地方经验的生动表达，使这套丛书成了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的典范之作。那么，“长江的孩子”究竟是如何以新时代文学之名，卓然步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场域？

三

在我看来，这套丛书之所以能成为新时代文学的典范，首要原因是作家创作态度的真诚。按说这本应是一条适用于所有文学类型的普遍标准，但囿于文学语境和创作主体的复杂，真正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作家并不多见。在当今文坛上，早年那种大而无当的概念化写作，机巧百出的形式试验，以及雕琢词句、为文而造情的矫饰文风，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场。相比之下，儿童文学作家出于书写童心、童趣和童真的目标，往往会自觉追求“同心”式的创作态度，因此真诚就成了儿童文学最基本的文学品格。我们知道，儿童文学也许是最不需要评论家指指点点的一个领域，因为孩子是最好的试金石，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如果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那么就必然有其可取之处。在读者反应理论和接受美学里，有一个“前理解”概念。受个人经历、教育程度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读者会后天性地形成一种前理解结构，进而对作品抱有特别的阅读期待。但这样的阅读期待在儿童读者身上体现得却不明显，因为他们的前理解结构尚未真正形成，与成人程式化的接受心理相比，儿童读者的阅读期待更接近于开放多元的心理结构。在此情况下，孩子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态度就最为纯粹，喜欢就是喜欢，反感就是反感，此即为一种客观的、不受各种观念支配的人之本心。而这样一种真诚的阅读心理，也影响了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态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仅创作态度真诚，而且深谙儿童心理，书写童心、童真和童趣的同时务求“同心”，既不会在虚构故事时天马行空，也不会在释放想象力时无所依据。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必然同时是一个好的儿童心理学家——他们能够以人度己，将心比心。在这点上，真正的儿童文学其实就是作家对自我生命的完成：通过书写童年，一个作家追忆往昔，摹写早期生命的存在状态，借助写作去完成人生的各种可能。借用余华的说法，儿童文学作家若是秉承本心，以真诚态度书写生命故事，则其写作就意味着“回家”。以此标准看，这套丛书的出版，显然为当代文学场域里那些无枝可依的写作树立了典范。

就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而言，他们的创作态度尤其令人感佩。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创作历史和市场口碑证明，只有保持童心与同心，儿童文学才能走出一味编造童话故事的创作误区。像董宏猷的作品，处处都充溢着强大的主体精神力量，长江在他笔下作为一种人文风景，蕴含了丰沛的道德激情。因此这种由内及外释放人格力量的写法，特别能打动人心。至于徐鲁则文如其人，由传统文化所滋养的悠久文脉，在他身上具化为知识分子的浪漫与儒雅，作品也因此偏诗化一路，其中的乡愁诗意，还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气息与美学韵味，无不令人过目难忘。还有伍剑，这位将地域经验完美融于世情百态中的优秀作家，不仅具有勤恳踏实的写作态度和精于细节的工匠精神，而且还在处理人文景观时体现了文化哲学的开阔视野。较之主流文坛中那些东方主义式的地方性写作，伍剑的创作态度显然更接地气。

至于这套丛书里的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同样具有真诚的创作态度。比如彭绪洛长于创作探险小说，而这一亚类型文学，实际上也可以归入非虚构写作。为最大限度地呈现真实性，彭绪洛实地探访大自然，爬雪山、过草地、入沙漠，当壮阔唯美的风景名胜与飞扬超拔的艺术想象高度契合之时，这位无疆行者也就将儿童文学写在了大地上。值得注意的是，彭绪洛曾经讨论过探险小说和冒险小说的区别。作为一种类型化小说，冒险小说有自己的思想倾向、文体特征和叙事模式，其中融有传奇、幻想等各种因素。而彭绪洛的探险小说，既有实证的故事逻辑，又有对人文风景的遐思，同时更有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当然还有舒辉波。这位目前风头正劲、享誉文坛的儿童文学作家，无论形象气质还是作品风貌都具有诗性品格。与徐鲁不同的是，舒辉波既有浪漫主义的一面，也有先锋美学的独异之处。在他的小说中，总能见到青春的伤痛、黯然的忧思，以及灰暗中的理想微光。这是一位时常打破儿童文学类型化特征、跨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体壁垒的纯文学作家。因其忠于自我，所以才会借孩子们的故事，在出类拔萃的文学性书写中凸显自我。

以上所论，只是这套丛书中作家的创作态度，但从中颇可见出儿童文学的“入场”意义：在启蒙文学和新时代文学共同构筑而成的当代文学场域内，儿童文学因其与前者的疏离关系，反而在新时代语境下获得了更高意义上的历史合法性。这是一种基于创作主体真诚态度的反观念化写作，特别是对盛行于当代文坛多年的启蒙文学来说，儿童文学的入场，就好像那个看破了皇帝新衣的孩子一样具有警示价值。因此《长江的孩子》这套丛书，以及当前不断发展的儿童文学，实际上是促进“新时代文学”这个概念获得历史合法性的重要推动力。这也意味着新时代文学凭借着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支流的入场，正逐步从一种理念化的政治诉求向及物性的文学实践过渡，并因此而变得蓬勃不息。

四

在阐明了儿童文学入场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后，我们还需要理解儿童文学的出圈意义。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儿童文学的市场化趋势；其二是说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品格。前者不难理解，近年来随着国民素质教育的不断提升，儿童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成为家长、学校以及各种培训机构的辅助教材。这一点正像董宏猷所言，目前已不是孩子们读不读儿童文学的问题，而是读什么和怎样读的问题。受益于全民阅读活动，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销售、影视改编以及学术研究等，业已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链。因此当我们谈到儿童文学的出圈现象时，首先就会想到它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但社会学和传播学视域内的儿童文学研究，并不能完全解答儿童文学的另一个出圈问题。如果不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品格，不突破主流文坛对儿童文学的圈层限定，那么儿童文学就无法从形形色色的儿童读物中独立出来，更不会回归真正的“文学”本位。鉴于此，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讨论儿童文学的文学性问题。那么，何谓文学性？

按雅各布森的说法，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它是结构、视角、意象、风格、修辞、叙述等一切文学性要素的结合，是文学批评最应揭示的对象。但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经常会被无视。很多学者不愿承认，儿童文学在他们看来只是孩子们的睡前故事，因其浅显易懂，所以既缺乏深刻复杂的思想，也不具有纯文学的文学性价值。而造成这类偏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与少年儿童这一儿童文学特定的受众群体有关，另一方面则是“文学性”这一概念的历史变化所致。前者不难理解，一些人认为少年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所以儿童文学的思想性也难称“深刻”。但随着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发展，这一看法的狭隘之处已是不言自明。主要问题是后者，作为一个历史产物，文学性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变动不居，其实也造成了我们对儿童文学认知的困难。

众所周知，在文学现代性成为“主潮”之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概念很好理解，因为能“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非常直观，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文采。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部作品的语言、修辞、情感、故事，以及由它们缔造的审美意境，最能呈现作品自身的艺术魅力。如果用这一标准衡量，则儿童文学天然地就具有文学性价值。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或多或少都具有“美育”的创作观念，虽然这种美育思想还不至于像浪漫主义的审美救世那般宏大，但以审美熏陶少年儿童的心灵，进而建构完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却是绝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负有的责任与使命。基于此，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便在语言、修辞、意象等方面用力甚勤。譬如《长江的孩子》这套丛书，几乎每一位作家都拥有鲜明的美学风格，董宏猷的豪迈激昂、徐鲁的唯美浪漫、舒辉波的冷峻内敛、彭绪洛的壮阔雄浑等，皆可见出儿童文学作家对传统文学性价值的追求与实践。但问题是，随着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展开，这种传统的文学性概念却遭遇了冷落。

如前所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历史批判和人性救赎为主旨的启蒙文学渐成主潮。由此带来的变化是，文学性已从表层文本的修辞、语言和意象内化为一个复杂的观念体系，它具备稳定的秩序结构，有现代叙事学、启蒙哲学和审美现代性等各种因素，而且体系自足和逻辑自洽的排他性，也使其演化成了一个与现代性神话、启蒙神话并置的文本神话。更具体地说，文学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学性概念，包含了启蒙主义的思想主题和审美现代性的艺术风格，它强调作品的历史意识与叙述技术，至于传统文学性观念里的语言和修辞等因素则被忽视。这就是为什么以现代性的文学性观念来看，儿童文学便显得相对边缘。由于儿童文学作家致力于表现人性的真善美，既不过多开掘历史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也不过度批判国民性，写法上大多考虑少年儿童的接受心理，叙述方法相对明晰，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儿童文学在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性不足。但启蒙思想和现代叙事学就是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吗？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看似语焉不详的界定，实际上暗含了他对文学工具论的质疑。在文学现代性语境下，启蒙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或许是判断一部作品文学性价值的重要标尺，但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文学现代性有其特定的思想诉求和历史使命，当时代发生变化以后，它也不再是那个更高的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神话，学界才对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判断出了问题。实际上，即便是从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性标准来看，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价值也依旧大可观瞻。

在《长江的孩子》这套从书中，萧袤的作品想象奇崛、格调神秘，可以说是用非启蒙写作的故事框架，彰显了醒目的美学现代性品格。比如他的童话《纸包住的火》，标题便是对“纸包不住火”这一民间谚语的概念悖反，审美现代性独具的陌生化效果亦于焉而起。待情节展开，少年杜加的不幸遭遇，老人对他的关爱，以及“书中之书”似的插叙故事，皆可见这则童话的丰富寓意。它当然是一部励志童话，即便命运不公，萧袤也想借助少年的故事告诉小读者们如何乐观面对，但它又不止于此。“纸包住的火”作为一个隐喻符号，蕴藉的是人物对命运的抗争，是作家对人心世相的开掘。从标题寓意的陌生化，到人物对话关系的建构，再到主线情节嵌套支线故事的结构方式，哪一处不彰显这部作品的文学性价值？考虑到主流文学向来就有以儿童为叙事视角的写作传统，像莫言的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早已广为人知，那它为什么不属于儿童文学？同理，萧袤的这部作品既然拥有丰富的寓意，同时亦有形式上的先锋意识，那为何又非得以童话之名，限定其意味幽深的寓意所指？换言之，学界惯用的分类标准在很多时候都会失去其有效性，就像萧袤的“童话”创作一样，如果我们机械遵循传统的儿童文学界定，就有可能忽略其具有美学现代性色彩的文学性价值。这便是儿童文学的“出圈”——它冲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圈层限定，照样能以审美现代性的书写去表达深广博大的思想主题。因其写作原点仍然立足于童真、童趣和童心，故而就少了启蒙文学那份感时伤怀、忧愤难当的情感预设和观念前提。从这个角度看，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其实已然打破了学界出于类型研究需要而设定的文学圈层。

综上所述，虽然儿童文学的入场与出圈，主要反映了这一类型文学的发展问题，但其融入新时代文学谱系的历史进程，却足以体现不同文学潮流在新时代文学建构中的万流归宗。而讲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的文学共识，也会促进各种文学圈层的贯通融合。从这个角度看，儿童文学以打破自身圈层限定的方式进入新时代文学场域，不仅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变革提供了参照，而且也因此具有了较高的文学史价值。

注释：

①[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黄金城译：《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文化与诗学》2019年第1期。

③④董宏猷：《“长江的孩子”总序》，摘自《长江的孩子》，武汉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⑤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⑥[俄]罗曼·雅各布森著，黄玫译：《俄罗斯新诗》，《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3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作家驻校制与文学教育的变革研究（1990—2020）”（项目编号：20YJA751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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